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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感悟

人不害人 何须防人

作者:汪孝杰  2019年8月16日  阅读次数:427

平天下篇
181.人不害人 何须防人
                   182.“三至”“七教” 实现“王道”
183.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人不害人 何须防人
曾经看到一条消息,说大灾之后,很多国家的救灾现场,救援部队都是枪不离身,装甲车开路,唯独中国人民解放军救灾是不带武器的。虽然也有评论说这有点绝对,救灾的空降兵是带武器的。但是在解放军救灾现场,的确很少看到军人荷枪实弹的场景,也很少发生灾民哄抢物资的事情。这种情形,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良好的互信关系,反映了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素养。这种关系,这种素养,也正是中华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
《群书治要》卷十一《史记治要(上)》中写道:孔子称古时候的三皇五帝,建立了军队守卫却用不上,是因为没有犯法的百姓(“孔子称三皇五帝设防而不犯,故无刑陷之民”)。因此不管是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来治理,还是用象刑(用异常的衣着象征五刑表示惩罚)的办法来教化,从伏羲到尧舜,都是用道德道理来教化管理人民,达到政通人和的最好状态,都不需要用刑律刑罚来管理百姓了。政府三年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黜退昏愚的官员,晋升贤明的官员,使善恶分明,按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律论赏罚,顺从百姓美好的心愿来行政,所以能成就无为而治的局面,能以道德教化实现和谐安宁,以至于老百姓在生活中按照道德规律做事自己却不知道,身心含藏道德就像本来就有的一样。
虽然如今的社会环境还没有达到伏羲、尧舜时代那种理想状态,但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悠久而深厚的道德传统,每当大灾来临之际,这种埋藏在血液深层的道德传统就会自然流淌出来。从政府官员、人民军队,到普通群众,绝大多数人都会善心涌动,爱意迸发,齐心协力投入抗灾自救的洪流当中,而不会做出损人利己彼此争夺的恶行来。
也许有人担心,大灾来临之际,毕竟也是人心最易失控的时候。万一失控,如何是好?在中华传统美德遭到破坏和有所淡化的情况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遵纪守法、遵道行义,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所以也不必过于担忧。就像生活当中人们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大家都无害人之心了,防人之举也就大可不必了;又如我们中国人从来不侵犯任何别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国防工作却从没有懈怠过,有了强大的国防,加上智慧的外交,友善的态度,也就可以实现“设防而不犯”的目的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好,群体与群体之间也罢,彼此关系都是互动的。你以信任和善心待人,换回的必然是善意与信任的回报;若以猜忌和恶意待人,换回的也只能是怀疑与敌意。在恶人尚未绝迹的时代,设防是必要的,但最好的办法是坚持不懈、持续不断地向所有人发出善念。只要始终坚持友善待人,就能实现防而不犯,乃至达到无所防范的境界。我们生活的空间,善人越来越多,恶人越来越少,终有一天,就会进入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三至”“七教” 实现“王道”
网络上,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王道”这个词。作为一个网络词汇,“王道”的意思大概是:正确的选择、方法等;强大的事物或方法(褒义);自己特别喜欢的人、事、物;对某件事坚信不疑的说法。
其实“王道”这个词语,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群书治要》卷二《尚书治要》中写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里的“王道”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帝王学说,是指执政者在特定历史时期,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处理问题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是圣明君主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智慧(“明王之道”), 与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的“霸道”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王道”?古代的“王道”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有何借鉴意义呢?让我们到《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治要》中去寻找答案。
《孔子家语·王言》中写到,古代那些圣明君主在内实行“七教”,国君就不会因政事而操劳;对外实行“三至”,就不至于劳民伤财。这就是“明王之道”。
什么是“七教”呢?孔子说:“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則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大意是说:身居上位的人能够尊敬年老、年长的人,乐善好施,能够亲近贤德的人、厌恶贪婪的人,廉洁谦让,民众就会更加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就会更加宽厚友善,勤俭节约,明礼知耻。“七教”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所在。接下来孔子详细阐释了如何通过当时的法规制度落实“七教”,即任用贤能,罢黜庸才,体恤鳏寡,赡养孤独,救助贫弱,奖掖良善,从而促成上下亲近、四方和谐的局面。
什么是“三至”呢?孔子说:“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意思是说,礼节的最高境界是无需谦让就能让贤愚各得其位,并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奖赏的最高境界是不费财物而天下的士人都满心欢喜,音乐的最高境界是没有声音就能让百姓心地祥和。圣明的君主努力做到这三种极致,就可知道天下诸侯是否贤明,天下贤士就可成为他的臣子,天下百姓就能为他所任用。孔子进一步阐释说,圣明君主了解天下士人的名声、实绩、数量、居处,然后据实依理封给他们爵位,供给他们俸禄,引导百姓追求美好名誉,自觉修行道德,自然实现和睦。所以说,天下最有仁德的人,能够把天下人都团结起来,让他们亲密无间;天下最有智慧的人,能使天下百姓和睦相处,祥和平安;天下最英明的人,能举荐天下最贤良的人,各尽其用。(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也。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者也。”)
由此可知,执政者以身作则修养道德,不厌其烦施行教化,严格自律端正政风,诚心感化淳化民风;将自己的仁心、智慧、才能都发挥到极致,并贯穿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对于干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对于群众,做到亲近平和,诚挚相待,随时关心,及时帮助。执政者以此换来群众的真心拥戴,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这就是借鉴“王道”思想进行社会治理。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将从此步入新阶段。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典籍之一的《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中写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大“道”,这个“道”一直存在着。存在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存在于丰富多彩的习俗中,存在于星罗棋布的遗迹中。但是没有人倡导,没有人弘扬,没有人继承,没有人阐发,没有人实践,它就是一堆废纸,一堆废物,一种摆设,一种形式。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率先担当起弘道之人,还有诸多深明大义勇于担当的民间志愿者,不计名利、坚持不懈地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才让滋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相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言,相对于中华民族的品格提升需要而言,相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程度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弘扬传承好这个中华大道,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而弘传这个中华大道,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才,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道”,尤其是弘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并非易事。当好一个真正的“弘道之人”,更不简单。要想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道之人”,笔者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所认识,有所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弘道之人”需要对其重要意义、精神实质、主要内容把握准确,认识清楚。要深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如果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就提不起兴趣,抓不住要领,生不起信心,弘传起来也只是应付差事,甚至可能信口雌黄,不但达不到目的,还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其次是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所实践,有所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向来注重知行合一,言传身教。《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要求“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笔者认为,要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道之人”,必须把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尤其是要把“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落实到个人的思想、行为和生产、生活习惯当中,通过自己的示范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传播对象。否则就可能成为伪君子,就会引人反感,让弘传效果大打折扣。
再次是要对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所担当,有所贡献。“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不论我们是领导干部、公众人物,还是普通职员、平民百姓,都能成为“弘道之人”,也应勇于成为“弘道之人”。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引导我们成长为正常之人、脱俗之人、圣贤之人的文化。弘传大道的过程就是成长成熟的过程,利益他人的过程就是成圣成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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